● 疫情中的大國關係: 汙名、偏見、政治提款機 ●

疫情中的大國關係: 汙名、偏見、政治提款機
政治   2020/3/26

新冠疫情成為一種全球性危機的時候,大國之間並沒有及時聯手,而是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爭吵。
 
嚴格地說,美國的態度是導致這一切的根由。特朗普及多位美國右翼政客口不擇言地將矛頭對準中國。討論的核心依然是病毒的命名問題。後來,也引申出一系列其他問題:前期的資訊透明問題、行動問題、援助問題等。美國的聲討有時也會得到西方國家的附議,國際輿論充斥著猜忌。
 
對此,中國展開了少見的外交攻勢,採用了官方、民間等“多聲道”對美國的憤怒回擊。
 
這次大爭吵的一大特點是,在社交媒體上充分展開,各種政客、外交官員、民間大V等,都通過推特發聲。一罵起來,數十億網友共同圍觀,成為盛景。
 
在爭吵的同時,一些中等國家,如義大利、伊朗等,已有多達數萬人感染了病毒,每天都有數百人死去。而一些欠發達國家,也出現了感染病例。聯想到這些國家孱弱的醫療水準,一旦病情失控,這裡很可能成為人間地獄。
 
“當人們互相指責之時,新冠病毒正在快速攻城掠地。”《人類簡史》的作者、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這樣說。
 
每當災難到來之際,各大國都應聯手,聯手抵抗全球危機。但是這一次,人類規模上最大的甩鍋比賽正在進行。
 
這次中美大爭吵的特點是,在社交媒體上充分展開,各種政客、外交官員、民間大V等,都通過社交平臺發聲。一罵起來,全球數億網友共同圍觀,成為盛景。
 
在中國抗疫情的階段,中美關係並未有太多的惡化,反而還一度出現回暖。不少美國民間組織對中國獻上了祝福和鼓勵,海外的華人也寄回了不少醫療物資,以支援武漢的抗疫工作。
 
這段時間,也有不少中國學者、媒體人以個人名義致電美國的親戚、朋友,告訴他們病毒的危害性。在全球資訊高度發達的今天,沒有什麼是可以隱瞞的。
 
只不過,美國在前期一直信心滿滿,認為病毒只是“大號流感”。尤其是特朗普,每次談及病毒之時,都認為病毒不足為懼。特朗普甚至有時間評點中國的抗疫工作:1月底,他還表示中國在疫情上非常“透明”。
 
但是,在3月中旬美國疫情爆發之時起,特朗普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
3月16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
 
特朗普先是在推特上使用了“中國病毒”一詞,這引起了中方的不滿。接下來,他多次在正式場合中反復使用“中國病毒”一詞,並煞有其事地稱,他認為"這就是一個非常準確的稱呼“。
 
特朗普說,“我之所以稱呼‘中國病毒’是因為這個病毒最早就是從中國武漢出來的,從哪兒來的,我就叫哪兒的病毒,這沒有什麼不妥。”
 
中方一再提示,世界衛生組織與醫學界都已經一致使用了“Covid-19”這個名稱,就是為了避免汙名化。將病毒與中國聯繫起來,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做法。然而,中方的提示並沒有改變特朗普的態度,這反而鼓勵了大量美國右翼線民頻繁使用“中國病毒”一詞。
 
後來,趙立堅、華春瑩等外交官員都使用推特進行了回擊。這種回擊多少有點意氣之爭。既然你叫它“中國病毒”,我就叫它“美國病毒”。你既然不講理,我們也不講理。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用英文在推特發文,“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透露:之前在美國診斷為流感的一些病例,事實上患的是新冠肺炎。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國新冠病毒’,絕對是錯誤的、不恰當的。”
 
趙立堅,這位“非著名”外交部發言人,一登場就引起世人的矚目。他擱下一句狠話,“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
3月12日晚,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用中英雙語連發5條推文怒懟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
 
在推特的世界中(牆外),對於中國的汙名化攻勢已經展開,尤其是一些對中國本來就抱有敵意的國家和團體,更是在這個時候對中國政府展開攻擊。攻擊點不僅僅是病毒本身,更包括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比如民族獨立、宗教自由、人權等等。這些問題本身就糾纏多年,可見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思路。
 
而在中文的網路圈子(牆內),回擊同樣犀利,持“美國投毒說”的文章比比皆是。儘管有些文章看上去粗製濫造,但反美無疑符合當下的政治正確。在特定時期的特定外交階段,這些來自民間的文章多少能起到一定的戰術價值,相當於過去反美大遊行(1999)、反日大遊行(2005、2012)等——雖然過程充滿了民粹主義,但是它又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
 
“美國投毒說”的文章與視頻出現在各個社交媒體
 
但事實上,中方一直謹慎地觀測著這些言論。至於官方媒體,則從未承認過“美國投毒說”的可信性。個中緣由,大家也都知道。
 
在總統謀取連任的關鍵時刻,他會“創造”一個敵人,以吸引更多選民的關注。他會以危言聳聽來製造矛盾,並暗示自己才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這就是“連任定律”。
 
很多中國人都嘗試將這一切告訴美國的親戚朋友,試圖充當“吹哨人”,但是,美國政府還嘲笑中國的抗疫手段是“中世紀式的防控手段”,甚至有人說“這是違反人權”。
 
由於疫情爆發得非常迅速,美國確診人數達到了35000人以上,超過了西班牙、伊朗、德國、韓國,成為了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人民在為特朗普的任性付出代價。
 
此前特朗普政府的麻痹大意,成為美國媒體集中開火的靶子。與此同時,美股四次熔斷,經濟的跳水令美國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就開始轉移視線。
 
外交有時是內政的“政治提款機”。傳播學有個議題設置理論,就是說自己陷入被動局面時,拋出一個新焦點,轉移大家的視線,形成對外的同仇敵愾,從而為自己贏得喘息時間。
 
政治學還觀察到這麼一個現象,在總統謀取連任的關鍵時刻,他會“創造”一個敵人,以吸引更多選民的關注。他會以危言聳聽來製造矛盾,並暗示自己才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這就是“連任定律”。非常適合執政第四年的美國總統。小布希(2004)、奧巴馬(2012),都表現出很強的攻擊傾向。
 
特朗普也是這樣做的。
 
他除了再次用種族主義的言辭將新冠病毒說成是“中國病毒”,甚至還怪罪中國“沒有早一點提醒美國”。
 
白宮還有一份所謂的“內部檔”,源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檔中列明瞭“輿論戰”的要點。
 
“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和北京的官員,尤其有責任告訴他們的人民和全世界新冠病毒的危險,因為他們是最先知道疫情的,可他們卻對自己的人民隱瞞疫情資訊長達數周,並打壓發出警報的醫生和記者。共產黨在乎自己的聲譽多過在乎人民的生死”,這份檔中這樣指控道。
 
這種做法,確實起到一定效果,本來不少美國媒體就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現在更是獲得了突破口,被特朗普“帶了節奏”,加入了反華大合唱。
 
直到3月初,當美國感染人數超過100人之時,我們還驚訝地看到,美國街頭無人戴口罩,在洛杉磯的馬拉松比賽還進行得如火如荼,醫院不允許醫護人員戴口罩,理由是“避免恐慌”。當時,美國政府還嘲笑中國的抗疫手段是“中世紀式的防控手段”,甚至有人說“這是違反人權”。這種傲慢,確實耽誤了美國的防控,也是造成大爆發的根源。
 
特朗普指責中國“隱瞞資訊”是站不住腳的。武漢在1月23日封城,全世界都關注到了這個新聞。美國政府在2月2日宣佈全面禁止過去14天到訪過中國的外國人入境。3月1日,世衛組織也聯合中國一起發佈《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考察報告》,公佈了研究結果和應對措施。
 
可以說,在全世界都在圍觀中國的階段,中國民眾、幹部與醫護人員跟新冠病毒的這場遭遇戰,以近8萬人感染、3000多人死亡、全國經濟停擺兩個月的代價,總結出來了的這份報告。任何一個美國人,都能在世衛官網或中國任何一家媒體網站上,看到這份30多頁的報告。而在這兩個月裡,又有多少高校、企業、個人以各種方式,告訴美國的朋友,應該如何防範。這時的中國人,都當過美國的“吹哨人”。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華裔,也應當通過各種方式發佈了消息。
 
可是,誰也叫不醒裝睡的人。
 
近日,崔天凱接受了AXIOS和HBO聯合節目的採訪,記者斯旺的提問也是充滿了挑釁味道。話題令人絕望地回到原點,涉疆涉藏等問題又被拋出來,還屢屢使用“集中營”一詞。崔天凱也無奈地說,“如果繼續列舉這些充滿偏見和成見的材料,我們之間的交流不會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
 
斯旺的提問,反映了美國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如果中美之間不能以一種務實的態度尋求合作,不去重視中國在過去兩個月來取得的經驗與教訓,那麼吃虧的只能是本國人民。
 
兩國之間自從2018年的貿易戰開始,雙邊關係就一跌再跌。貿易戰是兩敗俱傷的事,經濟上的滑坡已經非常明顯,雙方的GDP增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更嚴重的損害是雙邊關係建設上的創傷,兩國已經失去了戰略互信與合作基礎,大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趨勢。經歷了去年的“香港事件”,雙方關係更是進一步惡化。去年火箭隊經理莫雷、NBA總裁蕭華的推特事件,也引發了一輪公共外交的危機。
 
疫情本應成為兩國合作的契機,畢竟聯手打怪更符合兩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但是如今,卻被美國利用為攻擊中國的工具。中國迅速以驅逐美國三大報的記者作為回應。
 
北京要求美國三大新聞媒體《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部分美籍記者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地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
 
後來中方解釋,這是一個姿態。僅僅沒收記者證,此事還有迴旋的餘地。但是,這個姿態是毫不含糊的。
 
美方的對策則是強硬到底,也開始驅逐駐美的中國記者。
 
也就是說,從經濟到政治,兩國的博弈已經開始。連本應進一步結盟的科技、醫療,也似乎漸行漸遠,雙方互相提防,各自為戰。
民間的情況可能會更糟糕。處於慌張憤怒的美國人,在特朗普的煽風點火之下,將矛頭指向中國。而剛剛經歷完新冠的肆虐仍然驚魂未定的中國人,在美國人的刺激下又開始憤怒還擊。雙方都不處於理智狀態,這種撕咬很容易擦槍走紅。
 
CNN的主持人克裡斯•科莫評價特朗普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時說,“他的職責是我們一種保證,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會過去。把新冠病毒改成中國病毒,這能幫到誰呢?我們不需要敵人,我們已經有一個敵人了,它就是病毒。”科莫進一步說,“我知道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這與中國無關。”
 
廣大亞非拉落後國家才是最大的變數。這些人口眾多、資源貧乏、醫療設備落後的國家,新冠病毒一旦長驅直入,受感染者可能將上百萬、千萬。
 
根據疫情走勢的判斷,美國的疫情可能將持續一段時間,但最後還是能穩定下來。發達國家都是如此,包括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國家,以他們的技術條件,應該不是難事。
 
而廣大亞非拉落後國家才是最大的變數。有科學家警告,這些人口眾多、資源貧乏、醫療設備落後的國家,新冠病毒一旦長驅直入,受感染者可能將上百萬、千萬。按照死亡率5%來算,那就是數十萬人將失去生命。這一幕如果出現,將是人類自二戰以來的巨大人道主義災難。
 
如果大國之間沉迷於打口水仗,而不親力親為進行全球部署,最糟糕的一幕很可能將在四個月之內出現(除非病毒突然自己消失)。
 
目前,人類抵抗病毒的希望在於:1、疫苗;2、所謂的電子科技;3、人類的組織能力。疫苗的希望,估計等到一年後才有希望。再說,全世界那麼多人,疫苗的產能是否能滿足?價格上又會是多少?人們是否負擔得起?疫苗這個選項,恐怕也是三五年以後的事了。
 
所謂的電子科技,就是大資料定點追蹤之類的技術。對於輸入性病例,這個方式可以採用,例如韓國和日本就使用得比較好。但是,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日韓那樣的技術。美國、德國一開始也嘗試大資料追蹤,但最後仍然大規模爆發;而不具備這種能力的亞非人口大國,比如加納、尼日利亞、埃及、阿爾及利亞、印尼、菲律賓、墨西哥等,又將怎麼辦?
 
最後,就是人類的組織能力。由於病毒特殊的傳染性,它需要規範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衛生習慣。類似中國的強力防控,被很多醫學家稱為“黃金標準”,也是一種目前看來行之有效的方式。西方國家一開始對這種方式嗤之以鼻,可現在,義大利、德國等,也開始嘗試中國的路徑。伊朗在前期遭到疫情的沉重打擊,但在採用中國式防疫之後,資料增幅也慢慢開始放緩。這說明,再落後的國家,只要有足夠的決心,都能發動起組織能力。
 
這一點看似最容易,可也最難。當萬眾一心,所有人目標一致,呆在家裡保持隔離,就能把病毒耗死,讓它失去傳播的空間。再不濟,也能為疫苗到來之前爭取時間。但是,國際社會的特點就是權力的非中心化,只有一些國際組織具備全球動員能力。
近十年來,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號召力都在下降。本來美國一直熱衷於發揮領導作用,美國總統曾一度被戲稱為“地球村的村長”,可是特朗普明顯不具備這樣的才能。自從他上臺之後,美國奉行“American first”策略,走向了新孤立主義,推搪了國際義務。更糟糕的是,還有些美國政客把病毒看作是“顏色革命”的契機,試圖來干涉他國內政,這就用心險惡了。
 
這樣一來,全球就似乎處於“無政府狀態”。這非常不利於集體抗疫情。
 
因此,人類的組織能力,需要有機構將其啟動,並讓它精密地運轉起來。如果在未來一個月內,全世界能迅速凝聚起來,不分彼此,齊心協力,面對同一個敵人,是有希望戰勝病毒的。但是,如果還在互相拆臺、彼此糾結於陳詞濫調,那麼,我們將會自己親手鑄成自己的悲劇。
 
特朗普是個“業餘”總統。在危機到來之時,這種業餘領導人很可能會坑了整個國家。本該團結一致、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特朗普的口無遮攔,引發了一場與中國的外交危機。
 
糾結於“病毒從何處來”,並沒有多大的意義。病毒已經來了,關鍵是如何抵抗它。減少感染人的人數,盡可能地穩住死亡率,通過嚴格隔離的方式,“耗死病毒”,爭取時間。
 
如果有餘力,作為大國,中國和美國,也包括俄羅斯、日本、德國等,都應該幫助其他處於危難關頭的國家。像中國在前幾天就馳援義大利、泰國和塞爾維亞,送上了物資和寶貴的經驗,體現了大國責任。包括哥斯大黎加、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多位國家政要都承認,受益於中國及時的建議,從而掌握了不少疫情的資訊,從而避免了很多陷阱。可見,對於國際社會而言,同心協力抗疫是唯一選項。
 
在全球危機面前,聯合國並沒有存在感,這顯然也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失敗。為什麼會這樣,只能問我們自己。
 
特朗普是個“業餘”總統。在危機到來之時,這種業餘領導人很可能會坑了整個國家,甚至還有自己的盟友。本該團結一致、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特朗普的口無遮攔,擊中了中國的痛處,引發了一場與中國的外交危機。
 
全球經濟一體化同時也意味著風險的共同承擔。在過去5年裡,一些西方國家似乎又想要全球化的好處,但又拒絕全球化帶來的責任。那些高尚的情操——例如全球共治的理想,似乎已經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猥瑣算計。率先拒接全球化的責任的,就是美國。
 
最後,有專家預測“疫情之後可能會爆發戰爭”,這到底會不會出現,目前而言並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抗疫的時候,各國“像一個整體那樣去戰鬥”,並在高效的組織下平穩度過危機。如有足夠的理由開懷慶祝,那就不會有戰爭的機會;但如果釀成重大悲劇,不確定人們是否會在災難之路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