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青銅鏡背紋飾初探—以洛陽風格發展的趨勢為例

作者: 文史藝術學者徐詩婷

提要

前言

一、西漢青銅鏡的文化背景

二、洛陽青銅鏡背紋飾系統的發展

(一)西漢早期 (前206—前180)

(二)西漢中期 (前179—前87)

(三)西漢晚期 (前86—8年)

三、洛陽青銅鏡背中的紋飾特點

(一)鏡鈕

(二)紋飾

(三)銘文

(四)造型

結語

圖版

參考文獻

提要

西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強盛階段，經濟空前繁榮，手工業生產的規模和水準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新的製造業興起，日常生活用品大量使用漆器和陶瓷器，青銅器逐漸被取代，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銅鏡則得到很大的發展並廣為流行。新出現的銅鏡的種類，有的是在傳統的形式上加以改革，有的則以全新的面貌出現，例如鏡背上已經有了銘文的發現。

在面對洛陽青銅鏡背紋飾發展的根源性問題，以及西漢銅鏡的裝飾圖像風格，此二者是否有互為交叉影響的可能性？亦或與當地銅鏡風格的文化因素有關？歷年洛陽所出土的銅鏡為數不少，為此，具備多面向的學術價值，對研究鏡背紋飾提供可循的確切材料，接下來，筆者配合文獻方面的成果進一步來討論。

前言

漢代是我國銅鏡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銅鏡以漢鏡出土的數量最多，使用普遍，漢鏡不僅在數量上比戰國時期多，在製作形式和藝術表現的手法上，也有了很大的發揮。

兩漢時期包括西漢、新莽、東漢，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強盛時期，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個方面都爲漢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當時陶瓷業的進步以及漆器的發展，雖然代替了青銅器皿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銅工藝並沒有衰退，而是轉向了製造銅鏡等方面。因此，兩漢時期銅鏡的鑄鏡業獲得了重大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潮。

兩漢銅鏡已發展成一般商品，此時期官方跟私營的鑄鏡業皆得到了普遍的發展。然而，西漢前期是戰國鏡和漢鏡的交替時期。直至西漢中期漢武帝前後，一些新穎的鏡背文飾開始風行。這些新的鏡背類型跟風格對後世銅鏡的發展，有承上啓下的作用。筆者以為，欲想探討洛陽青銅鏡背紋飾發展的趨勢，首先，必須先從西漢時期青銅鏡的文化背景開始談起。

一、西漢青銅鏡的文化背景

各時代的藝術活動皆是為了表現當時期的文化精神，此外，相異年代皆是由某種特定的藝術表現形式來詮釋整個時代的文化風貌。漢代的青銅藝術已經退出了這個主要的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為了理解這種藝術，仍必須明白形成當時文化總貌的主要基礎是什麼？

洛陽是西漢的京都，東漢的京城，也是自戰國、秦以來一直未受戰爭嚴重破壞的一座繁榮的工商業都市。中國古代青銅器經歷過一個萌芽、發展、繁榮、轉變和衰落的完整的發展演變過程，因此，對青銅鏡文化起源的加以探討，是瞭解青銅鏡發展演變史的主要的切入點。從漢武帝時起，完整形態的漢文化已經形成，而形成這種文化的根本原因，大致可分為三方面：

其一是自秦代以國家法令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後，土地兼併現象出現，歷經漢武帝直到西漢中期，農業迅速發展、人口激增、手工業和商品貨幣關係空前發達，因而大為強化了各地文化的統一。

其二是大批原先由宗法制度維繫的世襲貴族，已喪失了傳統的高貴地位，人們的親族關係發生了此種變化，引起觀念形態以及青銅藝術的相對應。

其三自漢武帝時代，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由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應」世界觀和「三綱五常」道德觀，成為直到漢末乃至更長時期的社會主流思想。這是漢武帝之後，漢代藝術主題中潛藏的精神核心，青銅藝術即是在這個程度上含概了這方面的內容。

二、洛陽青銅鏡背紋飾系統的發展

青銅器物經常裝飾有不同的花紋浮雕、半浮雕的各種裝飾，它具備了特有的歷史面貌和時代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時期的工藝美術特徵。青銅鏡紋飾跟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其發展的脈絡，它跟器的形制、銘文內容等一樣，皆成為我們進行青銅鏡斷代的重要依據。

(一) 西漢早期 (前206—前180)

1、雙線連弧紋鏡：鏡作圓形，三弦小圓鈕座，鈕外有寬凹面形帶環繞。其外主要用弧紋內向連接成兩圈構成，主紋作雙線七連弧，內外各飾單弦紋一周，低卷緣。

連弧紋鏡主要流行於戰國晚期和西漢初年。按技巧而言，西漢初期青銅鏡和戰國沒有根本的區別，但是當時的傾向是精密地紋逐漸退化，成為單層的紋飾，西漢雙線連弧紋鏡和戰國式已有較大的差別，主題紋飾繁縟，地紋則有所退化。這類素地連弧紋鏡，在這一時期或已非貴族使用。

2、變形蟠螭紋鏡：主題紋飾為四組變形蟠螭紋，螭頭居中而甚小，採用三線式的新主紋表現手法。銅鏡鏡背紋飾由地紋和主紋組合而成，上疊四乳套環，下對不規則的雲雷紋，邊作低卷緣。西漢早期的墓葬，一直到漢文帝時代，仍有出現蟠螭紋鏡等戰國式的銅鏡，變形蟠螭紋鏡的地文很細膩，像羽毛編織而成，似平鋪的絲織品。日本學者稱之為「羽狀紋」。

(二) 西漢中期 (前179—前87)

3、百乳鏡：鏡作圓形，連峰式鈕，圓鈕座。主紋飾四圓座乳峰，分為四區，每區各飾五乳，圓錐形凸起並用曲線相連接，和四周邊緣各飾寬平連弧紋一周，內向十六連弧紋鏡緣。

4、四乳草葉紋鏡(圖4)：小圓鈕，鈕座飾柿蒂紋，座外方格內多數配置銘文，外緣飾四乳，乳間有對櫬草葉紋。內區為雙線方框，框內有籇書銘文十二字：“日有喜，宜酒食，長富貴，樂毋事”。屬慶祝頌禱之銘文。方框外四隅還伸出花瓣紋，方格四邊外中部，分別飾有乳釘，每乳釘左右各有一草葉形紋，邊作寬平連弧紋。

5、四乳四禽紋鏡(圖5)：圓形鈕，主紋為四乳間隔的四飛禽，其內外兩側飾斜線紋，窄平素邊內飾波折紋一周。

6、四乳“富貴”鏡(圖6)：鏡作圓形，圓鈕座。其內外兩側各飾斜線紋，紋飾間為四乳主紋和“家常富貴”隸書銘文四字，每字兩側各加一括弧形線。寬平素鏡邊。

(三) 西漢晚期 (前86—8年)

7、日光鏡：鏡作圓形，圓鈕座外飾斜線紋，內區為內向八連弧紋。再外飾兩道斜線紋，外圍帶狀八字銘文：“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窄平素邊。

8、昭明鏡：背中心置半球形鏡紐突起，紐有孔，以便可穿繫絲繩，圓鈕座內圍以同心圓及八曲連弧紋之紋飾及外圍為銘帶紋，共同構成主題紋飾。其銘文為：“內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兮不世(泄)。”其間夾以七個面字，共為二十一字，是西漢中期常見的吉語。最為特殊之處，在於它的鏡面微凸，不僅可清晰照見人之面容，若將鏡面對著日光或者其它光源時，在牆上也能夠反映出鏡背上的銘文與紋飾；也就是當強光或聚光束照射在光潔的鏡面上時，它的反射光將映在平面上，立即就會出現跟鏡背紋飾相應之影像，而這個影像就好像是從鏡背上透過來的。

9、祥雲規矩鏡：又可稱「博局紋」。鏡作圓形，圓鈕，柿蒂紋鈕座。在鈕座外有一方形欄，欄外有「﹁」、「T」、「L」形記號，此種紋飾像工具中之規矩，謂云「規矩」。在外斜線「規矩」紋間飾有雲氣紋。寬平素邊。

討論過上述九件年代由西元前206至8年的這些銅鏡鏡背紋之後，可以發現西漢初期，除了繼續沿用戰國連弧紋鏡外，洛陽地區銅鏡風格的發展趨勢，大致有連弧紋鏡、蟠螭紋鏡、百乳鏡、草葉紋鏡、禽獸紋鏡、銘文鏡、日光鏡、昭明鏡和規矩鏡等，從這些作品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性，像是青銅鏡背造型圖案佈局的定型，多以四乳釘為基點組織的四分法佈局形式，紋飾佈局出現了“軸對稱”式新風格，突破以往“心對稱”古樣設計；大致上，基本都不離主紋成爲單一的圖案，而且主題紋飾素朴，圖案結構簡單也逐漸成為一種定型，從洛陽銅鏡鏡背的此種現象，能夠推測在西漢抑或秦漢前後，已經有一個發展成熟的青銅鏡背紋飾系統存在。

上述所論部分，是就西漢洛陽銅鏡的鏡背紋飾討論，進一步分析出來的一些現象。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洛陽青銅鏡背紋飾此種脈系的改變，我們應該如何來檢視？在相較整個西漢鏡背紋飾的發展上，又應如何來定位？接下來，接下來研究者將紋飾的發展一起納進來討論，期待能夠以更宏觀而細膩的角度來思考這些疑題。

三、洛陽青銅鏡背中的紋飾特點

在上一節討論過洛陽青銅鏡背紋飾在分期上的功能及效應，筆者將在這裡綜合、歸納洛陽青銅鏡背中所獨具的紋飾特點。

(一) 鏡鈕

除西漢初期少數銅鏡仍沿用戰國時期的弦紋鈕外，多爲半圓鈕。漢武帝以後，銅鏡變化顯著，過去細小的弦鈕，在此時期轉換成更牢固的半球狀鈕。鏡鈕主要爲半圓形，十分規整。這種鈕制後來成爲銅鏡鈕的基本形式。鈕座，除圓、方座外，還用連弧紋、四瓣柿蒂紋等紋飾作鈕座。

(二) 紋飾

圖案多採用四分法佈局；突出主紋，地紋遠漸消失，主紋成爲單一的圖案；表現手法多爲單線勾勒輪廓，而畫像圖案則採用浮雕技法，紋飾結構趨於簡單，改變了戰國鏡背紋飾那種嚴謹細密的風格，進一步開創後代銅鏡高圓浮雕製作的先河。

(三) 銘文

銅鏡銘文中，省偏旁，少筆畫及通假字普遍，減字減句盛行。鏡銘字體近漢隸寓有小篆筆意，雖還有簡畫省筆，卻比西漢文體更接近書寫文體。出現了條帶式的銘文，都是祝福式的吉祥韻語。

(四) 造型

鏡多爲圓形，形體比戰國銅鏡明顯厚大。

結語

文帝時賈誼曰：「漢之為漢幾四十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洛陽銅鏡，地處中原，位於中華民族文化搖籃的腹地，是世界聞名的古都之一，也是譽滿中外的文物淵藪。歷年來洛陽出土銅鏡為數不少，除見於民國以前著錄之外，考古發掘也始終持續發展。比較可惜的是，然裝飾性較高，使其以往不太受重視，因此欠缺相關文獻，在面對洛陽銅鏡紋飾風格發展趨勢的問題，自然缺乏全面的檢視和釐清，為此，在此課題的研究一直是處於模糊的狀態。

本文即以此動機為出發點，針對洛陽風格發展的趨勢進行全面的考察，對於資料的搜羅和問題的討論或有不甚周全，但仍期待藉由本文的討論，可以對洛陽青銅鏡背紋飾此一課題研究有所助益。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 張直光，《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1983年。

(2) 張直光，《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台北：聯經，1990年。

(3) 杜迺松，《中國古代青銅器簡說》，北京：書目文獻，1989年。

(4) 馬承源，《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青銅卷》，台北：台灣商務，1983年。

(5) 李學勤，《中國青銅器的奧秘》，台北：谷風，1987年。

(6)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台北：南天，1991年。

(7)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銅鏡》，台北：藝術圖書，1994年。

(8) 田自秉．楊伯達，《中國工藝美術史》，台北：文津，1993年。

(9) 李縉雲，《古鏡投資與鑑賞》，台北：臺灣廣廈，1996年。

(10)馬承源，《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

(11)洛陽博物館，《洛陽出土銅鏡》，北京：文物，1988年。

(12)上海博物館，《認識古代青銅器》，台北：藝術家，1995年。

(13)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2卷秦漢》，北京：文物，1998年。

(14)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6卷銅鏡》，北京：文物，1998年。

二、論文

張金儀，〈漢鏡所反映的神話傳說與神仙思想〉，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80年。

三、期刊

(1) 杜迺松，〈先秦兩漢青銅鑄造工藝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3月。

(2) 趙幼強，〈神秘繁縟、生動華麗、銘文牌記——「浙江出土銅鏡集粹展」評析〉，

《典藏》，2004年3月。

四、辭典工具

(1) 雄獅圖書，《中國工藝美術辭典》，台北：雄獅圖書，1995年。

(2) 雄獅圖書，《中國美術辭典》，台北：雄獅圖書，1997年。